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在中国引发了一场激烈的公众大讨论，为中国研究者带来了帮助公众了解科研的压力。

中国是一个新兴的科研大国，但公众对科研的参与程度仍然有限。国际上，大多数科学家都习惯在研究计划书中写出旨在提高其研究影响力的公众参与策略，但许多中国科学家仍然对这种做法感到不解。

当我在12年前开始研究中国的生命科学监管情况时，研究人员、临床医师和生物数据库管理者普遍对科学传播态度淡然。虽然他们在理论上同意科学家应该积极增进公众对科学的理解，但他们指出，中国的科研经费决定更多取决于国家和地区发展规划，而非公众意见。

不过近年来，中国科学家对公众参与的态度已经发生了转变。在过去3年中,我访问了北京、西安、武汉和杭州等地的约40位生命科学家，他们均来自转基因技术、生物医学和环境科学领域，其中大部分人都认为获取公众对自身研究的支持是必要的。

在一定程度上,这种态度转变是对国内民众忧虑的回应。举例来说，2008年，中国政府投资了250亿元人民币的巨款，以启动一个为期12年的转基因技术推广计划。但在随后的几年中，公众对于食品安全的担忧让科学家最初的抱负严重受挫。虽然拥有政府的强力背书，但公众对转基因食品的接受度仍然不高。

Reuters/Kim Kyung-Hoon

中国科学家之所以有动力提高科研的透明度和公信力，另一个原因在于研究的国际化。与国际同行合作的压力迫使中国研究者更加注重社会大众对其研究的看法，因为它们可能会影响未来的合作和资助机会。

此外，政府也重新开始重视对科普的投资。科普是一个内涵丰富的词语，涵盖了从媒体活动、公开展览、社区演讲到学校组织参观在内的一系列活动。中国科技部的资料显示，2015年的全社会科普经费筹集额达141.2亿元人民币，较2010年增加了77.39%。

虽然中国科学家满足公众参与需求的意愿日渐上升，但他们仍然缺乏传播的平台。举例来说，大学仍然将科普视为学术研究之外的内容，认为参与公众讨论无助于科学家的晋升或经费申请。

我访问的大多数科学工作者也对在媒体上发言感到不适。他们担心与记者打交道可能会带来政治风险。在其它国家，专家是自主发声的独立职业人，但中国媒体中的专家经常是因其“政策适配性”而被邀选。这使官方的科学传播渠道变成了政府自辩其发展规划的途径，从而降低了公众对于科学的信任。因此，科学工作者们认为自己并无参与科研公众传播的政治资格。

今年3月，一场中英公众参与培训研讨会在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召开，政策顾问、科研人员、公民社会团体和科研机构共同分享了在规划专门针对中国公众的科学参与路线方面的经验和教训。

其中一个主题是公众参与可以如何增强人们对于中国科研的信心。科研界与公众交流的兴趣越来越高，这既表明了中国政府决心推动负责任的科学研究，也是中国科研治理逐渐成熟的良好表现。

中国的科学传播仍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在英国，科研中的公众参与也只是在上议院2000年发布《科学与社会》报告后才成为英国研究机构的一项重点的，该报告反思了在疯牛病危机发生后公众对于科学的信任危机。英国研究机构改变了内部的文化，建立起了一个承认并重视科学家在公众对话上付出的时间和精力的支持系统。

若要实现与其科研抱负相匹配的公众参与，中国也需要在结构与文化上完成类似的协同转变。而利益相关方们能坦诚分享看法并为公众沟通规划未来路线，这些都是鼓舞人心的初步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