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64岁的老李是一名肺鳞癌患者，7天一次的化疗，他需要注射一种单价超过500元、名为吉西他滨的昂贵进口药品。一瓶200毫克，他一次就需要12瓶。这一单个药品的化疗支出就超过6000元，再加上配套使用药物，一周一次的化疗，药费支出近万元。

昨日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会见采访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中外记者并回答记者提问时透露要为进口抗癌药降低关税的信息，对于老李这样的肿瘤患者而言，不啻于一个福音。

“总理提出的降低抗癌药物关税问题，对于众多的恶性肿瘤患者肯定是利好。而在降低关税之后，对抗癌药物采购方面国家级别的谈判就成为可能。”肿瘤治疗专家、南方医科大学肿瘤中心原主任罗荣城表示。

患者苦于进口药品费用高昂

伴随着我国加快对国外抗肿瘤药物的适时引进，进口药品进入我国的时限越来越短，国内恶性肿瘤患者所使用的抗癌药物，与欧美先进国家的代差已不明显。

“在肿瘤治疗领域，目前准予我国上市进口的化疗药物有将近30种、肿瘤靶向药物近20种。这些药物基本都已经成为国际、国内抗肿瘤领域的一线用药，在治疗效果上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唯一的缺点就是太贵”，肿瘤治疗专家、南方医科大学肿瘤中心原主任罗荣城表示，由于城市和城市之间的医保药品目录不尽相同，不少医保不能报销进口化疗药城市的患者，肯定难以承受这样高昂的支出。

对于进口抗肿瘤药物的高昂费用，全国每年数百万新增的癌症患者有着切身感受。从本世纪初开始，只要将进口的肿瘤靶向、化疗药物联系起来，片剂也好、针剂也罢，单价都是堪比同等重量黄金甚至是黄金价格数倍。

在成人期白血病治疗领域的靶向药物格列卫，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在2015年之前的十多年里，这一药品在中国的售价是2 .35万元一盒，每个月一盒，一年这一药品的支出就需要将近30万元。同期美国、澳大利亚甚至比邻广州的港澳地区的售价都只是折合人民币1万元出头。

老广曾大量从港、澳带药

如此巨大的售价差，有中国特有的流通环节因素，也有缺乏同类自主知识产权产品竞争的因素，而我国对进口药品课以重税也有着莫大的关系。巨大的价格差距，也催生出了庞大的药品代购群体。当时，利用港澳自由行机会从香港、澳门带回药品服用的现象并不少见。由于这些从港澳带回的药物并不符合在国内使用的规定，有关境外购回的药品在国内算不算使用假药的问题，甚至还引发了广泛的讨论。

除了临近的香港外，由于邻国印度特殊的药品规定，决定了最前沿的药物，总能在该国第一时间进行仿制。在我国贵比黄金的进口抗癌药物，在印度可能以极其低廉的价格就能买到仿制药，前往印度带药甚至海淘抗癌药物的人也不在少数。

对于这一现象，罗荣城等抗癌领域的专家们往往深有感触，并将这类国内看病，国外、境外买药回来吃的行为称之为“健康医疗自由行”。不少肿瘤医生在患者实在无力承受国内用药的费用时，也会指引他们去境外购买。“前提是在国内使用时，一定要签署知情同意书”，来自肿瘤治疗领域的专家向南都记者介绍道。

国家级谈判让进口药物纳入医保

让罗荣城等临床专家印象深刻的是，去年国家启动对36种进口药品的国家谈判，其中涉及肿瘤治疗的就有15种，进口抗癌药物的平均降幅达到44%，降幅最高的一种超过了70%.

而在目前我国发病率最高的恶性肿瘤肺癌领域，能够明显延长患者生存期的靶向药物易瑞沙、特罗凯则同样经历过从代价高昂到一般患者可及的过程。不单纯是因为药品生产企业降低了价格，关键的一环是将这些药物纳入到了医保目录内。

以广州为例，这两款肺癌药物在准予进入我国后，患者群也曾碰到过每月需要至少花费1 .5万元以上来吃药续命的问题。随后经过肺癌治疗专家、广东省人民医院副院长吴一龙等权威专家的呼吁，该药品在国内最先被纳入到了广州医保报销目录当中，患者的费用直接就降低到了每月1000-2000元。

“也正是因为纳入医保后对患者减负意义特别重大，我国在去年启动36种进口药物的国家级谈判。其中涉及到的抗肿瘤药物就达15种”，罗荣城表示，在这场国家级社保部门和跨国药企面对面的掰手腕中，15种抗癌药物的价格平均下降了44%，最高的一种其降幅甚至达到了70%.

比如在女性乳腺癌治疗领域应用异常广泛的药品赫赛汀，去年的国家级谈判之前是单支2万元，一名女性患者治疗需要15支左右，总额30万元。而国家出面进行集中谈判后，价格降低至7600元/支，而且由于纳入到了医保乙类用药目录当中，患者本人支付一定比例后，剩余的大头由医保基金予以支付。

采写：南都记者王道斌

算笔账

零关税能给患者节约多少费用：进口药实际关税税率约4%，中国抗肿瘤药市场约1 4 0 0亿元人民币，其中进口药占1/4合300亿元左右，零关税后可以减少肿瘤患者12亿元的开销。中国肿瘤患者有4 3 0万人，每个患者平均可以减少2 7 0元药费。

焦点

医保体系均衡才能确保参保人都用上昂贵的进口药

“总理今天说的除了要将进口抗癌药的税率降低，还特别强调了要让更多的大病患者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而医疗保障正是提升优质医疗服务可及性的关键一环”，罗荣城等肿瘤专家表示，我国的进口药品费用高昂，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关税是其中一环，为外国人的知识产权买单也是一环，还有流通环节较多，不够扁平化的问题。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目前以城市为单位的医保体系不够均衡。北上广深这样的一线城市医保基金充足，就能保证辖区参保人用上价格昂贵的进口药，而一些三四线城市的医保基金本身并不充裕，并不能将昂贵药物纳入医保。这就决定了这部分城市的医保参保人享受不到疗效更为确切的进口抗肿瘤药物的治疗。

“这些问题中的绝大部分能够通过国家级谈判这一形式来解决。”罗荣城表示，关税降低后，进口抗肿瘤药物的定价势必下降，而药价降低后又为最后进入国家谈判体系奠定了一些基础。国家级别的谈判使得药企的销量又变得更大，进一步决定了企业愿意让利。“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