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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92年，我们还以为全球变暖只是一个假说，但是在2002年的地图上，我们已经可以清晰地看到冰川消融。那些科学家具有前瞻性的研究，或许离我们太过遥远，或许像危言耸听一样令人不愿接受，但大自然不会停下脚步，当我们被困于短暂的眼前利益时，未来或许会倏然到来，猝不及防。

美国医学院院士马丁·布莱泽（Martin J. Blaser），几十年来一直致力于微生物菌群及耐药细菌研究。他认为滥用抗生素及剖宫产会危害人类的后代，提出了“消失的微生物”假说，并出版了《消失的微生物》一书（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6年8月版）。在他看来，抗生素和剖宫产是伟大的人类发明，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它们挽救了无数生命，然而正如中国古训所说的福祸相依，当它们被滥用时，所造成的负面效果会带来灾难，甚至将人类吞没，而有些苦果我们已经眼所能见。

12月2日，由热心肠生物技术研究院和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共同主办的“肠·道”TED演讲中，马丁·布莱泽再次向我们讲述了现代疾病与“消失的微生物”之间的关系，并强烈呼吁中国的母亲如非必要，不要使用抗生素，同时他也给出了几点保护孩子健康的建议，包括如非必要避免剖宫产、六个月以上的母乳喂养、避免让孩子喝被抗生素污染的食物和水。

耐药细菌

“超级细菌”的假说，大多数人已有耳闻，虽然这是一个子虚乌有的名词，但是，如果一种高度耐药的细菌感染了人体，而我们缺乏有效的抗生素来治疗它，这种耐药细菌就相当于“超级细菌”了。

我们大量使用的抗生素，大部分为广谱抗生素。“广谱”，顾名思义，就是当我们的身体出现问题时，对病原体进行“地毯式轰炸”，最为常见的阿莫西林大家一定不会陌生。然而，这些抗生素在杀死对我们有害的病原体时，还会杀害一部分“无辜”的微生物。在人体“寸土寸金”的生存环境里，微生物之间也会竞争，那些得以适应抗生素并进化的微生物，就会侵占“无辜”微生物的“住所”，使得耐药菌株的群体越来越大。

在TED演讲中，马丁·布莱泽指出：2010年，美国医疗人员开出2.58亿例抗生素，是1945年的100万倍

2013年9月，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发布了报告，首次综述了美国耐药细菌的整体分布状况，并根据细菌的危险程度，对18株细菌进行了排名。排在首位的是一类被称为抗碳青霉烯类肠杆菌属细菌（Carba Penem-resistant Enterobacteriaceae，简称CRE），这种细菌致死率极高，几乎对所有抗生素都有耐药性，而这种细菌并不罕见，在美国44个州的医院里都有。第二、三位分别是艰难梭状芽孢杆菌及耐药性淋病致病菌。美国疾控中心主任汤姆·弗里登医生（Dr. Tom Frieden）说：“这些细菌战胜了我们最好的抗生素。”

被列为“危险”的抗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每年超过8万例感染，1.1万人死亡。在20年前，抗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几乎只在医院出现，而现在，即使是没有去过医院的人，也会受到感染。一位青年职业橄榄球选手布兰登·诺布尔（Brandon Noble），在接受膝盖

手术时感染了抗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以致于膝盖毁坏，终止职业生涯；而另一位年轻的大四学生里基·兰耐特（Ricky Lanetti），他并未去过医院，只是因为感染这种细菌引发的小小脓肿，就在几天之后去世。

与此同时，现代养殖业已经跟抗生素紧密相关。在西方，养殖公司为了增肥动物，使用了大量的抗生素，使得现代牧场如同耐药细菌的温床，各种“耐药细菌”增加，未经严格检查的致病食物会被人类食用，猪流感、禽流感等越来越多的病毒通过动物在人类之间开始进行传播。而最后一次给药和屠宰期之间的药物“降解期”，也并未得到充分督查，除了耐药细菌外，抗生素本身也再次通过食物进入我们体内。

中国养殖业也不例外。2010年前后，蓝耳病爆发，中国养猪业大规模使用抗生素后，虽然控制了疫情，但猪身上的病毒也随之进化，原本能自愈的病已经很难自愈，养猪业不得不使用更多的抗生素来保证猪的存活，从而陷入恶性循环。现如今，能够不使用抗生素的养殖厂寥寥无几。然而养殖业作为基础产业，牵一发而动全身，突然停用抗生素的急刹车或许还会带来更为可怕的瘟疫大爆发，现状只能通过逐代递减的方式慢慢控制。

从动物身上，我们已经看到令人警觉的后果。现代城市兴起，人口激增，交通发达后，人类贸易、旅游日趋频繁，流行病的温床无处不在，我们这个紧密相连的“地球村”，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威胁。当马丁·布莱泽还在美国传染病学会任职的时候，他就致力于说服美国国会通过法案以疏通抗生素开发渠道，开发研制新药。马丁·布莱泽表示，“我们不可能等到一种可以耐受所有抗生素的超级传染性细菌出现之后再采取行动——那样就来不及了。”

消失的微生物

耐药细菌是滥用抗生素导致的最直观的后果。而更令马丁·布莱泽忧虑的是，滥用抗生素会致使人体内微生物的生态系统受到破坏，“我们中数以百万计的人对新的病原体更加敏感。”

在中国，你我眼所能见更简单的例子是，我们的皮肤似乎越来越敏感，许多人都开始有不同种的食物过敏，各种“过敏”的人似乎越来越多。这或许并不是说明我们对自己的身体越来越敏感，而是表示我们的免疫系统正在变化。

说到提高免疫力，通常我们只能抽象地从补充营养、好好休息、增加锻炼这些方面去概括，有时候去医院，一句“免疫力下降导致”就可以概括病情，具体原因我们却不得而知。马丁·布莱泽的研究，或许能从一个更清晰的角度，让我们从微观上一窥“神奇的免疫力”。

马丁·布莱泽的研究中，他试图从生活在人类体表和体内的微生物入手，探究我们的免疫系统为何在发生改变。他认为，人体的微生物群系（Microbiome）就如自然生态系统一样，各种生物彼此关联、竞争合作，才形成了相互支持的复杂网络，一旦某个关键物种消失或灭绝，整个生态系统都将受害甚至崩溃。

而我们人体的微生物群系中，数以万亿的微生物已经同人类协同演化了数千年，这些微生物帮助人类消化食物、抵御疾病、合成维生素等等，对人的免疫力起着重要作用，保障了人类的健康。它们对人体的作用难以估量，研究发现，肠道中的微生物还会合成大脑行使正常功能所必需的化合物，比如神经细胞用来合成细胞膜的神经节苷脂。可见，我们体内的微生物甚至影响到了大脑复杂的发育过程。更重要的是，它们随着人类分娩和对下一代的养育，在人类代际间传递，以此继续守护人类后代的健康。但不幸的是，这些微生物中的一部分正在消失。

这些微生物是如何消失的呢？马丁·布莱泽认为，除了抗生素在人畜中的滥用、大量杀菌日化产品的频繁使用等，剖宫产的的过度操作也值得注意。在动物界，母体通过阴道分娩的时候都会将微生物传递给后代。而现代分娩的过程中，高比例的剖宫产，手术过程中大量对孕妇和新生儿滥用抗生物的行为，影响了多年来由母亲传递给胎儿的微生物种类。
而在育婴过程中，过去母亲多使用母乳喂养，并经常通过自己咀嚼后，再将食物喂食给婴儿，这些行为都是微生物传递的途径。现代越来越多的奶粉奶瓶、辅食分餐等“西方”喂养方式，都使得婴儿无法获得母体内的微生物。

以上种种都使得那些对人体有益的微生物无法再通过母亲的口腔、乳房、阴道分娩传递给孩子。与此同时，抗生素在医疗行业和养殖业的滥用，也在消灭越来越多的微生物。许多孩子在出生时未获得有益菌群，又在生命早期接触了抗生素，这使得孩子们的代谢和免疫都受到极大影响，全球范围内的青少年肥胖症、青少年糖尿病（又称1型糖尿病）、哮喘、胃食管返流等发病率逐年攀升。而孩子大脑的发育也令人担忧，从1960年至今，自闭症的发病率增长了四倍，自闭症这种先天的“精神癌症”，其本质就是自闭症患者大脑内的神经连接与正常人不同，因此，他们自出生起就缺乏与他人交流、理解一些细微差别及非语言信号的能力。

这些由发达国家蔓延至全球的现代疾病引起了马丁·布莱泽的关注，在他看来，这些现代疾病暗示着孩子们的免疫系统前所未有的失调了。而这就是“消失的微生物”为我们敲响的警钟。

采取行动——找回消失的微生物

在马丁·布莱泽看来，耐药病原体的增多固然糟糕，但人类体内微生物群系多样性的丧失却更为致命，它扰乱了人体内微生物的稳态，从而打破了人体与微生物之间的平衡，人类的发育过程开始改变，代谢、免疫乃至认知能力也都在受到影响。

自1977年至今，马丁·布莱泽一直致力于“正在消失的微生物群落”的研究，在研究过程中几番辗转于学术界和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结合了大量理论实验和临床研究，以此来推进这一假说。2015年9月，他被任命为美国总统防治耐药细菌顾问委员会主席，作为影响奥巴马医改政策中《抗击耐药细菌国家战略》的关键人物，马丁·布莱泽多次在媒体上撰文，提醒公众滥用抗生素及剖宫产带来的危险。

为了及时修正我们“过犹不及”地使用抗生素和剖宫产的现状，他从各个层面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在个人层面，他强调我们首先应该节制自己使用抗生素的欲望，比如在与医生沟通病情时多观察几天，再决定是否服用抗生素，这是短期内最容易实现，也是最简单、最重要的。尽管这不会扭转局面，但可以减缓微生物多样性丧失的进程。

再者，大可不必使用过多的抗菌日化产品，马丁·布莱泽说他自己只有在医院接触病人时或流感季节才会使用抗菌洗手液，因为在皮肤上生活的大多数细菌都已经跟我们是老朋友了——这些微生物小伙伴可以帮我们抵御有害细菌。

而对医务人员而言，在培训时就应养成谨慎使用抗生素的习惯，仔细权衡每位患者的病情是一种危险的感染还是温和的疾病，准确的判断力需要多年的经验与敏锐的观察。同时，医生除了仔细检查患者外，还应与患者或儿童患者的家长详细讨论、认真沟通；家长在自己的孩子生病时，即使忧心忡忡，也不要急于催促医生给出处方。“如果家长不再向医生施加压力，医生也可以更好地判断孩子是否确实需要抗生素。”

对于必须采用剖宫产分娩的女性，马丁·布莱泽的妻子格洛丽亚·布莱泽在波多黎各研究出“阴道纱布技术（Gauze-in-the-vagina）”，希望这一操作将母亲阴道里的微生物接种到孩子身上。马丁·布莱泽认为，这种技术或者某种改进方式日后如果逐渐成为剖宫产的标准操作，可能会对我们的孩子有益。

马丁·布莱泽在媒体采访中表示，人类只在过去十年间才慢慢觉醒我们面临了怎样的危险，过去的七十多年里我们一直觉得抗生素是很安全的，但其实它并不安全。过去我们没有意识到本代人的健康会对下一代人的健康有多么重要的影响，他们最近在小鼠身上的研究表明，正常的微生物菌群是可以传递到下一代的，所以如果父母的微生物菌群受影响，下一代的孩子可能会受到影响甚至出现疾病，一代一代逐渐损失菌群的多样性，一代会比一代更糟糕，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现在要开始着手恢复这种多样性，解决这种问题。他之所以写作《消失的微生物》一书，就是希望可以不仅仅跟科学去沟通，还要跟普罗大众去沟通。

诚然，针对中国国情及文化，马丁·布莱泽的许多观点还有讨论余地，但他对于全人类和我们子孙后代的深切关怀，以及创新求实的科学精神，值得我们去关注其研究，甚至继续其研究。

演讲结束后，澎湃新闻对马丁·布莱泽和他的妻子格洛丽亚·布莱泽进行了访谈。

澎湃新闻：中国养殖业散户占很大比例，不如美国养殖公司抗风险能力那么强。基于这种情况，美国在控制养殖业抗生素滥用的经验中，还有什么是中国可以借鉴的吗？

马丁·布莱泽：中国生产了世界上接近一半的抗生素，所以生产的量是非常大的。实际上，在中国真正使用这些抗生素的都是大的养殖场，而不是小的养殖场。那么现在，对农民或者整个畜牧行业来说，在经济方面的确是有一定的激励去使用抗生素。但问题是，如果我们使用抗生素，现在我们喝的水源当中、我们吃的肉，还有孩子喝的牛奶当中都有这些抗生素。

我觉得，如果大众能够真正理解到他们现在饮食当中充斥着抗生素的话，那这些养殖场就会停止这种做法。因为就在上海，最近就有一个研究发现，上海的自来水当中有抗生素，这是孩子已经在喝的自来水，而且上海这边的学校，在学生的尿样检测当中，也发现了有抗生素。这个抗生素不是孩子从医生那边给的药，而就是这些养殖户使用的抗生素。

澎湃新闻：《消失的微生物》中提到可以在剖宫产后进行“阴道纱布手术”以弥补缺失的菌群，并希望这成为剖宫产的标准流程。请问目前在美国进行这一操作的医院比例有多少？结果是怎样？

马丁·布莱泽：这个应该由我的妻子来回答，她一直在做这方面的研究。

格洛丽亚·布莱泽：在美国，目前没有哪个医院是官方这么做的，基本都是母亲自己在这么做。因为之前有一个关于生产、产妇方面的协会，它推荐不要把“阴道纱布手术”正式作为医疗上的做法。最近才有一个研究显示，实际上，这么做是能保证孩子在剖宫产后避免一些会面临的威胁。

结果的话，从人类来说，现在可以看到如果新生儿直接采取“阴道纱布手术”这种方式，是可以让一些好的菌群进入到新生儿身体里的。而且最后结果会显示，剖宫产出生但经过这种手术“擦拭”的新生儿，其菌群和自然顺产孩子的菌群是相似的。但问题是，我们不知道，是不是这就代表着这种孩子以后的健康也会和顺产的孩子是一样的，在这方面我们是没有研究结果的。但是在动物方面，显示是好用的，之前在小鼠身上做的一些实验，初步结果显示，这种菌群的恢复是有效的。

澎湃新闻：您提到美国母亲自己进行“阴道纱布手术”操作，请问如果中国母亲想要进行这种手术，她们应该怎么做？

格洛丽亚·布莱泽：根据我们之前的研究报告，有的人是和医生一块合作去做的，但不推荐，因为这个手术现在还不是一个临床可实现的做法。原因也是刚刚提到的产妇协会，它出来发声说，这么做很危险，有可能会感染。所以很多母亲在做这个手术的时候，应该要知道一点——这么做有可能会引起感染。这也是为什么我建议各位母亲不要独自去进行这种操作，最好能和医生一起合作去做。但医生也听到协会的话，所以医生会问：“这么做到底是不是真的有好处？要保证这么做是真的健康的。”如果想要证明这个，需要一个五年甚至更长时间的研究。

对中国母亲的建议，如果要做的话，第一个就是要保证自己没有感染，第二个就是最好和医生一起合作。因为这么做的话，可能还是有好处的，比如以后孩子没有肥胖症、哮喘、1型糖尿病的可能。

澎湃新闻：如果有的读者对您的观点矫枉过正、因噎废食，比如坚决不接受剖宫产、坚决不服用抗生素，对于这样的情况，您有什么建议？

马丁·布莱泽：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有医生，一定要和医生去沟通。在某些情况下会必须要使用抗生素或剖腹产，但通常来说，这个比率是很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