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结束在天津的学术会议，晚上八时多赶到北京，从地铁口走出来的骆清铭，戴着黑色棒球帽，拖着行李箱，朴实犹如一名旅者。虽年过半百，但他讲话的语速和眼神里，却越发透出年轻的朝气。
这位其貌不扬的“旅者”，正是当年建立显微光学切片断层成像系统技术（MOST），创造出了当时世界上最精细的小鼠全脑神经元三维连接图谱，从而斩获“2011年度中国十大科学进展”的人。
前不久，基于MOST技术而诞生的给大脑“拍彩照”的技术，再次举世瞩目。“如果以前的技术是‘拍黑白照’，现在就是‘拍彩照’。”骆清铭说，“在全球范围内来看，我们要率先以工业化方式，大规模、标准化、高分辨来建立世界上最好的脑连接图谱。这是一场科学的赛跑，希望我国的‘脑计划’能早日启动，依靠自主核心技术在这一领域占据先机。”
人物档案
骆清铭，1966年生，湖北蕲春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共党员，华中科技大学副校长。1999年他受聘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首批），2000年荣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2007年当选国际光学工程学会会士。
华中科技大学副校长骆清铭喜欢用“有趣”和“有用”来描述人生的这十六年时光。“差不多就是两个八年抗战”：前八年时间研究出来怎么给大脑“拍黑白照”；后八年时间，创造出怎么给大脑“拍彩照”，并以工业化的方式来进行，改变原来“小作坊”的科研方式，实现脑科学研究方式的变革。
第一个八年：拍出“黑白照”
骆清铭善于通俗的解释。“拍黑白照”就是2010年他带领团队研发出来的显微光学切片断层成像系统技术（MOST）。这项技术，奠定了骆清铭做脑科学研究的技术基础，在他看来，这是最艰难却又改写人生的经历。
1997年，骆清铭从美国留学回到中国。此前他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最好的实验室工作了两年。在美国，他做了一件自己看起来很简单的事情：测试人脑顶叶运动皮层的运动响应，以光学成像的方式将它表现出来，骆清铭后来还申请了专利。他说，当年的媒体报道将这件事描述为：世界上第一次用光学成像的方式测出了脑的活动。
回国后的骆清铭认为，他可以在脑部研究上做点“文章”。一开始，他做“无损检测”，但“周边的人都不相信”。于是，他顺藤摸瓜地联想到，“如果实实在在把脑子里每一个神经元、毛细血管都做出来，会不会有用”。
虽然当时骆清铭拿了两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但经费加起来也才是有二十四万元。他只好“东拼”一点，“西凑”一点，又找了学院的几个老师和学生，研究项目就这样风风火火地“登场”了。
2002年，他正式启动高分辨脑连接图谱研究。2010年，他的“拍黑白照”成果发表在国际顶级期刊《科学》上。现在回想起来，骆清铭已经记不清这八年的艰苦细节，只是那种“重压”之感依稀浮现于眼前，“带头的人心理压力比受到的苦要大。不知什么时候是个头”。
第二个八年：拍出“彩色照”
后面的八年，在骆清铭看来，是被时代推着往前走的。在这一技术之上，后来又有人对他提出，是否可以将“黑白照”做成“彩色”，于是就有了两色的脑图谱，再后来，图谱的色彩元素越来越多，显示的内容越来越精细。“连艺术家看到，都会惊叹脑结构的美。”骆清铭指着电脑中色彩斑斓的脑图谱，忍不住叹道。
随着技术的不断升级，2016年8月8日，《新闻联播》对骆清铭教授团队的科研成果进行了报道。报道中介绍，他的技术处在世界领先地位，他所做的脑连接图谱研究是认知脑功能的科学前沿，那时，骆清铭团队的目标非常清晰：做成3D人脑连接图谱。
很快，苏州工业园区就找到骆清铭，希望能帮助他实现这一目标。2016年10月10日，到今年10月10日，经过一年时间，骆清铭的华中科技大学苏州脑空间信息研究院建成，于是，就有了今天我们看到的脑部“彩色照片”。
“一群中国科学家却能给大脑‘拍彩照’，让大脑空间呈现出一个缤纷的多彩世界；并能精准定位，给每个神经元上都标记门牌号；还可以把各种形状的神经元单拎出来，清楚地看到每根神经元的走向；最牛的是，他们率先以工业化方式大规模、标准化、高分辨绘制脑图谱数据……”
对话：
令国外折服的“中国技术”
广州日报：如何理解脑空间信息学？
骆清铭：就是连接脑科学与类脑人工智能的科学，它可以作为一个桥梁将二者串联起来。全脑连接图谱，是人类认知脑功能并进而探讨意识本质的科学前沿，对脑疾病防治、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具有引导作用。
打个比方，把人脑看成“地球”，一开始是蛮荒之地，没有什么路，随着社会的进步，开始有了路，后来还有了高铁。脑子在不断地发育，一开始都是混沌状态，之后建立起来了各种连接。
我现在就是要得到整个脑子的神经连接的“道路”，最后才能去研究它的“交通状况”。
广州日报：国外如何评价这个“脑连接图谱”？
骆清铭：国外评价是：这种工业化、大规模、标准化的生产，将改变神经科学的研究方式。就像基因组测序，很多人可以借助这个做很多事情。将来有脑部疾病，就可以通过这个图谱去找到并修复它。
美国近期公布的“脑计划”项目，总投入达2.5亿美元，就是建立脑数据库。其中就需要用到“脑连接图谱”的“中国技术”。将来我们的“脑计划”启动了，应该有希望比美国做得更好。
成立研究院
工业化方式 提高科研速度
广州日报：你在苏州成立了一个脑信息空间研究院，当时是如何成立的？
骆清铭：媒体报道后就有很多人找到我，期待能马上应用。我说我集中精力只做基础研究，不碰产业。后来苏州方面的科技部门找到我，很快就一拍即合。
我们去年10月10日签订协议，计划在研究院建成50套设备。《自然》的报道说，中国用工业化的形式来做脑科学研究。过去做一个鼠脑研究要10天，现在平均每天就能处理2至3只鼠脑，这样就可以批量地做，大大提高科学研究的速度，并形成标准。所以现在全球都在关注。
广州日报：这个研究院成立的意义是什么？
骆清铭：是改变已有的研究方式。现有的研究方式速度很慢，样本不多，没有一定的标准。而工业化的核心，就是标准。
现在全球的科学研究都在赛跑，我们的优势就是这一技术核心，所以我心里也很着急，希望我们也能尽快把这一研究更进一步，形成标准。
坚持信念
做点有用的事情
广州日报：如今该项技术已经发展到了怎样的阶段？
骆清铭：在全脑范围，每一条神经元，就像一条路一样，非常清晰。所有这些数据，都是其他国家拿不到的，正是我们的核心技术所在。
我们最早的技术是MOST（显微光学切片断层成像），后来发展为f-MOST。如果把它理解为一个相机，开始是一个黑白相机，后面是一个彩色相机，再后来发展成多种颜色。
广州日报：现在国内做研究主要的方式是怎样的？是否最终能够规模化？
骆清铭：我们的有些研究，idea（想法）是国外的，买国外的仪器，做出来的成果最后还是到国外去发表。长期以来，这种现象很严重。而我推崇的是，要重视发展新技术新方法，最好是研发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仪器。只有发展了自己的仪器，用它再去开展应用研究，解决问题就简单多了。所以，现在应该更加重视中国人去研发自己的科学仪器设备。
现在我们做点简单的研究很容易，但如果想用规模化手段解决重大科学问题，做更大影响力的事情还很难。
广州日报：你从2002年初开始启动MOST技术的研究,历时8年研发成功，最艰难的事是什么？
骆清铭：从我们的角度来说，这件事很正常。科学研究本来就是探索未知的事。只是带头人心里的压力，比受的苦要大。关键是心里的煎熬，不知什么时候是个头。这个idea是我的，我一直坚信能做得成。能形成现在这样一个影响力，是我没有想到的，当时只想把这件事做出来。
广州日报：你还是坚持了自己的信念？
骆清铭：这个信念来源于一个科学工作者基本的良心。既然我做研究，拿了国家经费，就一定要做点有用的事情。如果我们花费这么多时间和精力去做一件没用的事情，就没意义了。不是说发几篇文章，把研究从“纸”变成“纸”就行了。
研究做出来之后，不少人说我有远见。其实并不是这样，说不定我的研究还真失败了。但我们有一个基本的要求，就是坚持去“成功”。
技术应用
在疾病领域应用广泛
广州日报：全脑连接图谱未来在疾病这一块有什么应用？
骆清铭：在疾病治疗方面的应用非常重要。现在北京有教授做了一个脊髓损伤的案例：把脊髓切断之后又连接起来。脊髓重新连接后，功能是否能恢复正常？将来我就能帮忙证明这件事。
同样，还有关于药物效果的研究。我们跟上海一家药研所合作，能测出药物使用后，药效到达了哪些部位？是否真的发挥作用？
我提供了一个平台，能显示非常直观的结果，可以精确到一微米的位置。
广州日报：1997年，你当时为什么选择从美国回来？
骆清铭：其实我那时候的想法很朴素。我当时的研究领域是一个新兴领域。我从小受的教育是很传统，心里觉得至少要为国家做点事。我很庆幸赶上了一个好时代。要说我多有远见，这不是事实。我只是跟着自己的内心在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