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一诺离开麦肯锡之前，有当时的同事认为她选择去盖茨基金会属于“职业自杀”，毕竟在一些人眼中，慈善是很“边缘化”和“没前途”的职业。

但在盖茨基金会工作了两年后，现任盖茨基金会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的李一诺认为，盖茨基金会所做的事情，是最不像慈善的慈善。

在北京平安国际金融中心写字楼里，第一财经记者专访了李一诺，解读盖茨基金会的慈善模式——解决问题。

催化性慈善

在很多的场合，比尔·盖茨都表达了一个相同的想法：相比微软给他带来财富的喜悦，盖茨基金会更大一些。这个由比尔·盖茨及其夫人共同发起于2000年1月的盖茨基金会，关注的是全球人类的健康。

当前，关注人类健康的慈善并非少数。据《慈善蓝皮书：中国慈善发展报告(2017)》，截至2016年12月底，全国共有社会组织69.9万个。其中社会团体33.5万个，基金会5523个，民办非企业单位35.9万个。2016年，社会捐赠总量预期将达1346亿元。与2015年相比较，2016年社会捐赠总量增长率为10.7%。

“在中国，你问比尔·盖茨是谁，绝大多数人都知道。你问盖茨基金会干什么的，很多人也知道是‘做好事儿的’。不过你再问盖茨基金会怎么做好事？99%的人都不知道。加入基金会后，我也越来越发觉，盖茨基金会做的‘慈善’和大家平日理解的‘慈善’很不一样。我每天的工作，从一定程度上讲，和原来在麦肯锡本质上有相通性，是做复杂问题的分析，做一线的调研，从专家那里学习，共同头脑激荡，制定战略，然后定预算，跟进项目执行，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行善’和‘做好事’。”李一诺回想在基金会的这些日子时讲述道。

在李一诺看来，盖茨基金会的慈善是一种“催化性慈善”，重点在于驱动系统性变革，带动多方参与，建立跨领域合作，同时注重资源的杠杆效应，让慈善投入发挥更大的效益。

核心是解决问题

正是因为有着围绕“解决问题”而展开的驱动系统性变革的思维模式，盖茨基金会的款项每次都能扎实落地。

比如乙型脑炎是一种至今仍无法根治的流行性传染病，它通过蚊子传播，患者主要是儿童，约70%的感染者会死亡或遭受长期神经损伤。

为了找到低成本乙型脑炎疫苗，早在十几年前，盖茨基金会就致力于将中国的一款乙脑疫苗发展成为达到国际质量标准的产品。基金会与中国生物技术集团公司以及美国帕斯适宜卫生科技组织（PATH）开展合作，支持疫苗的临床试验。2013年，该疫苗成功通过世界卫生组织（WHO）预认证，成为中国首款通过该认证的疫苗产品。

“中国的乙脑疫苗在2013年拿到了WHO预认证，前后花了9年，大概投放了4000万美元给不同的机构做技术支持，还有重新做临床实验、厂房改造、生产规则等，企业也投入了更多的钱做了内部改造。目前已有超过4亿支疫苗送到中国以外的地区。老挝在2015年有150万小孩接种了成都所生产的乙脑疫苗。”李一诺表示。

由中国生产的该疫苗制剂，价格仅为同类产品的几分之一，非常适合在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使用。

解决了疫苗之后，盖茨基金会并没有停下脚步，他们的眼光仍然停留在每年的儿童死亡数字上。上述年度报告提到，在明年可能死亡的近500万儿童中，有约150万儿童会死于那些通过接种疫苗即可预防的疾病。尽管包括孟加拉国、洪都拉斯和坦桑尼亚在内的多数国家已为90%以上的本国儿童接种疫苗，但全世界仍然有近2000万儿童没有接种任何疫苗。这就是为什么麻疹这个通过接种价格不到20美分的疫苗就可以预防的疾病，每年仍在夺去近15万名儿童生命。

“为没有任何基础设施的战乱冲突国家或偏远地区的儿童提供疫苗是一项巨大的挑战，但这并非无法实现，并且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可行。试想一下，要把一支需要保存在特定低温下的疫苗送到一个居住在沙漠地区的孩子那里有多么困难。但现在，使用太空专用绝缘技术制造的新型冷藏设备无须任何外部能源即可将疫苗冷藏一个月，它可以使我们帮助数百万无法得到疫苗接种服务的儿童。”李一诺表示。

而这样一款新型冷藏设备则出自中国的澳柯玛。澳柯玛公司与Global Good（一家由比尔·盖茨和高智公司投资发起的研发机构）合作开发了名为Arktek™的冷藏设备。该设备无需电力，只需使用冰块就能够将疫苗在合适温度下保存长达一个月乃至更长时间。

“我们能做的就是帮助澳柯玛找到技术研发方高智公司，帮助澳柯玛把产品做出来。”李一诺表示。

2000年，盖茨基金会发起成立了Gavi（全球疫苗免疫联盟），并提供了7.5亿美元的种子基金，和其他合作伙伴一起实现了全球免疫治理的系统性改变。15年来，全球5亿儿童接种了Gavi的疫苗，避免了700万孩子的死亡。

在李一诺离开麦肯锡之前，有当时的同事认为她选择去盖茨基金会属于“职业自杀”，毕竟在一些人眼中，慈善是很“边缘化”和“没前途”的职业。但是李一诺认为，这两份工作有很多相似之处，因为二者都需要战略性的思考，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以及很强的沟通能力。

李一诺还表示，“来到盖茨基金会之后我才发现，我对于全球问题复杂性的认识其实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应对的挑战本身就很复杂。以前在麦肯锡为企业服务的时候，都是在欧洲、美国、中国等成熟市场，但是现在要考虑贫困国家和地区的需求，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显然比前者要复杂得多。比如穷人的疾病，很多疾病是没有国界的，由哪个政府来做？由哪个企业来做？这些都不太容易定性，所以这些问题必须是政府、企业、国际组织和公益慈善机构一起参与才能解决，缺一不可。”

尽管问题复杂，挑战巨大，但是解决问题所带来的成就感是巨大的。盖茨在采访中也曾多次说过，慈善为他带来的满足感甚至超越了微软。无论是“马桶革命”还是“安全套革命”，都在盖茨基金会想要解决问题档案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