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种业与跨国种业巨头，如孟山都等相比有较大差距。”中国工程院院士万建民说，从国际种业竞争关系上看，无论种业企业，还是全产业运营规模的比拼，均类似“小舢板”对抗“航母”。跨国种企巨头研发投入占销售额的比例在10％以上，我国研发投入较高的前十名种业企业，约为6.5％左右。

“这两方面原因，导致差距不断加大。”万建民说，此外还有“隐情”：以生产应用为主的育种家，和从事基础理论研究的分子生物学家，存在着“隔阂”。既懂分子生物技术，又了解育种的“全才”太少。生物学家可以改良基因，不等于能培育新品种，因此必须实现育种家和分子生物学家的有效融合。

加速种业发展，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

育种既是专业技术，也是一门艺术，有丰富的内涵。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团队核心育种家邓启云表示，常规育种正逐步使用分子生物前沿技术改良抗性，培育可市场化的水稻品种。不过，“分子技术”只是实现育种的一种手段，落脚点一定要在“育种”上。分子育种应由有经验、懂市场的常规育种家“掌舵”，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共同推进生物新技术在育种领域的发展。

“分子育种是发展趋势，也是育种家追寻的目标。它可帮助育种从多个目标性状带有经验性的选择，转变成针对目标性状进行精准选择和改良。大大提高了育种效率。原来需要8~10年培育出一个好品种，采用分子育种技术，培育时间能缩短为5~8年。”邓启云说，应该让生物技术为现代育种做好“服务”。

现存的尴尬，还有体制机制之困。即便我国最强的种业公司，也无法单独支撑起分子育种和常规育种结合所需的大量研发经费投入与懂技术的高端人才。“打个比方，常规育种家就像中医，用眼睛观察水稻外部表型，分子育种家则好比西医，知悉水稻植株背后的基因型，给水稻照‘X光片’。两者有效结合，育种效率可以大大提高，比如常规育种回交六代，才能达到99％纯合的后代，分子育种只需要三代就可以达到。”邓启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