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当医院和医生不再捆绑，医院对医生的所有权淡化为使用权，共享医疗才变成可能。

7月1日，张强医生集团成立三周年，张强一年前提出的“共享专科医疗”也终于有了实体入口—— 杭州思俊外科诊所。翌日，医师多点执业共享平台——大医汇落户广州，预期今年12月正式营业。

1995年，大医汇发起人詹智勇医生凭借近乎是“独门绝技”的手外科从医院出走，与5名三甲医院的医生合伙创办了中国第一家医疗连锁机构——恒生手外科医院，规模一度达到28家。2014年，杭州思俊外科诊所的创办者张强医生组建张强医生集团，第一次把“医生集团”的概念引入国内。

几乎同时，两个外科医生牵头成立“共享”医疗机构，一个华东，一个华南—— 这是巧合还是必然？背后孕育着什么历史机遇？带着这些问题，贝壳社采访了张强医生和詹智勇医生。

共享诊所的商业逻辑迁移自近几年刚刚兴起的共享经济，其鼻祖罗宾蔡斯将这种模式总结为“产能过剩＋共享平台＋人人参与”。出租车行业的Uber、房屋短租行业的Airbnb和办公室租赁行业的WeWork都是这种新兴经济模式下诞生的“超新星”，近乎颠覆传统行业。

受政策和经济环境影响，近年来，社会资本进入医疗领域的上升态势明显，以上述逻辑推演，医生执业平台过剩之东风已经具备。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5年，民营医院的数量首次超过公立医院，截至2016年末，民营医院已达1.6万个，占比56%。

即便如此，也只有当医生和医院不再捆绑，医院对医生的所有权淡化为使用权，共享医疗才变得可能。

近几年，医师多点执业和自由执业、公立医院人事制度改革和允许在职医师自由开办诊所等改革不断推进，虽未真正落地，但市场环境已经开始悄然变化。据不完全统计，去年涌现的医生集团接近300家。

八年新医改，九州大地上，种子生了根。中国医生在从医院单位人变成自由人的道路上亦步亦趋，张强和詹智勇的共享医疗平台正是这种过渡时期的特殊产物。

共享医疗在欧美发达国家早有成熟模型。例如美国，大部分医院是开放式的，医生向来都是自由执业，他们不受雇于医院，大多拥有自己的诊所，“比如美国最有名的胸外科教授，他可能就开一个小诊所，但他后面有强大的其他团队”，张强解释，医生背后的第三方检验中心、影像中心、医院住院部、手术中心都是共享的，由支付方——商业保险来建立利益分配机制，进行形成一个以家庭医生制度为基础，从业务和财务两条线紧密结合的共享经济体。

相形之下，中国尚不具备完整复制这套模式的条件。一是医生并非自由之身，虽然政府提出多点执业已有八个年头，但公立医院垄断资源的局面不变，医生顾虑不除，大多数仍然选择留守原地，静观其变；二是临床在职医生无权开办诊所是个历史遗留问题，虽然今年2月刚刚出台的《关于修改〈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的决定》将这项禁令解除，但“玻璃门”、“天花板”、“旋转门”尚在，医生开办诊所的行政成本高企。

因此，现阶段，中国式共享医疗须从源头做起。张强选择了“小而美”的共享外科诊所，詹智勇则投入巨资建立“大而全”的共享综合门诊。在共享平台执业的医生不是雇员，都是合伙人。

这是两条不同的路径。

思俊外科诊所以诊所形态入驻了国内首家Medical Mall——坐落于杭州核心商圈的杭州大厦501城市广场，目前有4个专科团队在此设置诊室，检验检查与同在Medical Mall的迪安诊断形成协同，手术、住院则与大楼对面的邵逸夫医院形成联动。

另一头，大医汇计划开设23个临床科室，1个体检中心，146间诊室，几乎覆盖临床所有专业，并吸纳2000名医生—— 这个体量甚至大过普通三甲医院的门诊部。用詹智勇的话说，平台像是一艘“航空母舰”，医生个人或者医生集团都可入驻，甚至可以承担医生集团的孵化功能。他希望，大医汇可以实现三个层面的共享，即患者共享医生、医生共享平台、医生之间共享影响力。

由于采用合伙制，对诊疗服务的定价成为吸引医生入驻的核心要素。贝壳社了解到，目前二者正在分别从两种途径，尝试市场定价机制。大医汇计划将诊金的定价权完全开放给医生，由市场调节价格；思俊外科诊所则考虑学习美国模式，张强称，目前医生集团90%的患者都是自费，原因就在于中国还没有适合的保险体系， “没有怎么办呢，我们来设计”，他透露，目前正在和保险方共同制定价格和利益分配体系。

在共享平台上，除必要的行政、后勤人员和护士团队，医生几乎全员流动，相对公立医院的封闭系统而言，质量控制相对困难。在这个问题上，张强和詹智勇的回答都是严格的筛选机制—— 思俊外科诊所目前批准入驻的团队只有4个，其中3个是张强医生集团旗下的子集团，1个是著名胆石病专家胡海领衔的胆石病中心；大医汇对入驻医生的筛选比例则控制在15:1。

医生团队的流动性带来的另一个问题是责任归属。由于入驻医生本身没有医疗机构资质，思俊外科诊所和大医汇都采用法律责任全担，财务责任和医生共担的模式。即使如此，由于医生连续的医疗行为可能发生在不同的医疗机构，责任追述和划分都可能成为潜在隐患。

对此，上海市海上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刘晔曾撰文表示，医疗负责人制度势在必行，因为“现有的《医疗机构管理条例》或《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仅规定了医疗机构或诊所的负责人制度，但这个负责人指的运营负责人或法定代表人，并不是指医疗负责人”，而诊所医疗责任的归属问题在法律上处于空白。

不过，张强曾为其医生集团旗下的宇克疝外科医生集团创始人鲍宇克医生购买过一份医师个人责任险，这或许是现行法律框架下的一条解决路径。

实际上，除了共享医疗平台，近几年新兴的社会办医也在尝试开放平台，与医生建立合伙关系。海归郭雨桥医生创办的上海沃德医疗中心、大族集团旗下的都安全诊所、移动医疗公司杏仁医生开办的杏仁门诊都赋予医生自主定价权。

这些平台和思俊诊所、大医汇一样，为迈出公立医院的医生提供落脚点的同时，更创造了一个市场化的定价环境。公立医院改革八年而难以撼动的医生薪酬体系，难以理顺的医疗服务比价关系，在这些微环境中都得到明显改善。詹智勇回忆当年开办专科连锁时的场景，仍然情绪激动，“全国的手外科医生都来投奔我们，他们在这里获得的收入是公立医院的5倍。”

也许，钱塘江畔的思俊外科诊所和珠江江畔的大医汇同时出现并非巧合—— 只是张强和詹智勇在各自摸索前行的道路上碰了头。

就中国目前的国情而言，完全达成国外的共享医疗体系并不现实。资金可以快速补给配套的硬件设施，但人才培养、保障机制、法律框架和社会意识的建立却不能一蹴而就。

但这是通往未来的道路，需要一些并肩战斗的伙伴来共同形成鲶鱼效应。张强坚信，“这是未来的趋势，国际上的发达国家已经普遍采用这种模式，包括中国的香港和台湾”，因为共享医疗体系的运营效率更高，成本更低，自然会吸引更多患者，当这种优势突显之后，就会有人来复制，最后形成一定规模，倒逼公立医院改革。

从医生集团到共享医生，中国医生走在从唯一执业、到多点执业、再到自由执业的历史道路上。据相关人士推测，未来5-10年，共享医生模式将在专科和中高端医疗市场中占据主导地位，初步估计，市场规模将达到2万亿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