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岳阳路上的一个办公室里，李党生和5位编辑部成员接收着来自世界各地生物学家的投稿。

他们运营的是一本中国本土成长起来的国际期刊《细胞研究（Cell Research》）。2006年，时任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院长裴刚接手了《细胞研究》，当时身为Cell杂志科学编辑的李党生恰好有回国工作的打算，便来到上海担任了《细胞研究》的常务副主编一职。

十余载过去，《细胞研究》的影响因子从2分出头，跃升至最新的15.606，已比肩国际顶级期刊Nature、Cell的子刊，成为亚太地区生命科学领域期刊影响因子最高的期刊。

近日，在杭州举行的全球华人生物学家大会期间，李党生接受了澎湃新闻专访。49岁的他嗓音洪亮。当记者问道，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在上海岳阳路上的一个办公室里，李党生和5位编辑部成员接收着来自世界各地生物学家的投稿。

他们运营的是一本中国本土成长起来的国际期刊《细胞研究（Cell Research》）。2006年，时任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院长裴刚接手了《细胞研究》，当时身为Cell杂志科学编辑的李党生恰好有回国工作的打算，便来到上海担任了《细胞研究》的常务副主编一职。

十余载过去，《细胞研究》的影响因子从2分出头，跃升至最新的15.606，已比肩国际顶级期刊Nature、Cell的子刊，成为亚太地区生命科学领域期刊影响因子最高的期刊。

近日，在杭州举行的全球华人生物学家大会期间，李党生接受了澎湃新闻专访。49岁的他嗓音洪亮。当记者问道，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少年班的经历对自己有何影响时，他淡淡地说：“就是比人家上大学早一点。”

李党生当了11年《细胞研究》的常务副主编，提及它的影响因子晋升之路，他说其实从没有一个关于何时把期刊的影响因子提高到多少分的目标。“如果把影响因子看作考试成绩的话，我们从来没有奔着考试成绩去做，而是好好学习，”李党生说他从没想着“去问老师把题目拿到手或是押题，因为这不重要”。

“重要的是期刊论文的质量是不是提高了，科学家眼里期刊的水平是什么样的。”李党生说。

《细胞研究》近年来影响因子走势

回国后，李党生带领编辑团队，在科学家的支持下，将《细胞研究》的学术质量“抬”高数个台阶。他透露，促成这一成绩的一大秘诀，是他们在审时度势地修改论文接收的标准线，或者叫“基线”。李党生打比方说，就像是跳高运动中的横竿不断提高，《细胞研究》的基线在10年间“一厘米、一厘米”地有意识提升。

在大部分时间里，一名科学编辑的工作是对科学家的投稿进行处理，根据“基线”决定送审还是退稿，送审的部分则需联系同行评议专家进行审核。如根据审核意见修改好的论文达标，一篇科学家的论文才有机会在一本期刊发表。

学术圈的约定俗成里，提供同行评议的评审是义务为期刊审稿的学者。这意味着，同一个科学家可能既是一本期刊的审稿人，也是它的作者。科学编辑在处理和科学家的多重关系中，需要专业素养。

“尽管生活中我们可能是兄弟、朋友，但你投个稿件来，那就是编辑和投稿人的关系。但今天也许是编辑和投稿人的关系，明天我就要找你帮忙审稿，那你就是我的顾问。不同情境下决策发生混淆是不行的。这是我们做这行必须具备的基本职业素养。”李党生说。

“基线”

“基线”决定着一篇投稿能不能被期刊接收。

“这是需要内功的。”李党生说，期刊“基线”的设定很复杂，在何时提高到哪个标准，都有讲究。定得太高会让大部分投稿吃“闭门羹”，导致期刊发表的论文数量减少，出现“断粮”情况；定得太低，则会拉低期刊的学术质量。

“基线一定不是数学那么简单的，说今年我的影响因子几分了，拍个脑门，就知道稿件基准要提高到什么了。”李党生说，是靠着他和编辑团队每天和稿件的第一线接触，《细胞研究》的“基线”才悟了出来。

据介绍，多年来，作为月刊的《细胞研究》每年发表的论文数量维持在100篇左右。在体量稳定的同时，学术质量稳定提升。在李党生看来，这说明“基线”的设定和调整是符合实际的。

《细胞研究》2017年7月刊封面

而“基线”作为一把标尺，不仅在编辑部的日常运行中存在，在应对特殊情况中更是发挥了重要的对照物作用。

对很多科研人员来说，一项研究是和全球实验室拼速度，期刊审稿的快慢会影响胜负。深谙科研人员“痛点”的《细胞研究》有特色的“绿色通道”和“快速通道”。

若在他刊受到不公正待遇或是无法针对审稿意见进行修改，作者可以转投《细胞研究》的“绿色通道”，《细胞研究》根据他刊已有的审稿意见快速回复，决定接收、修改还是重新送审。一般他刊是需要比《细胞研究》更为权威的期刊。而“快速通道”则给竞争激烈的科学家带来便利，可以申请尽量缩短审稿时间，快速发表。

一方面，两个特殊通道的机制为科学家的“痛点”提供服务，另一方面，不管是“绿色通道”还是“快速通道”，都给科学编辑对稿件的把握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时，“基线”尤为重要。

“作者说急得不得了，不是说我就不顾稿件的质量了，这是不可能的。”李党生说，“加急”的投稿只有经编辑部评估，认为是明显、显著地高于当前“基线”的，才能适用特殊通道。

“基线”虽类似跳高的横竿，但毕竟不是肉眼可见般可测量。“我们的基线一定程度上带有主观的成分，是模糊的一条线，不可能看得那么清楚。”李党生说。也正因为“基线”的模糊性，“加急”稿的质量若徘徊在“基线”上下，或是只高一点点，《细胞研究》的特殊通道就未必打开了。

有了“基线”的对照，当特殊情况出现时，特殊通道得以有保障地为科学家开放。李党生回忆，在去年的《细胞研究》上，有一篇稿件从收到至决定接收只花费4天，至在线发表只用了10天，创下了《细胞研究》的记录。

这篇论文的通讯作者之一是奥地利一位著名分子生物学家，论文经Nature审核后被要求修改，但修改版遭到了退稿。考虑到竞争的激烈，奥地利学者将论文和审稿意见转投给《细胞研究》，得以顺利发表。而其竞争对手的文章晚了20天发表于Nature Medicine。

“我们当时评估了他的工作、Nature的评审意见和他在修改中对评审意见的回答，我们认为他基本上满足了评审专家提出的要求。个别地方有点歧义，属于见仁见智。”李党生说：“我们的要求毕竟没有Nature那么高，对我们来说，这不构成文章接收障碍，所以最后根据我们的意见做些小改就接收了。”

科学编辑的角色

如果不做科学编辑，李党生可能会搭起自己的实验室做研究。他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少年班出身，在美国康奈尔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又在纽约大学医学中心当博士后，但就在一次机缘巧合的应聘中，李党生成为了国际期刊Cell的科学编辑。

事后证明，一个传统生物学者的培养路径，给了李党生在履行科学编辑一职时诸多帮助。

尽管只在Cell工作了不到两年，Cell主编给予科学编辑的自主性让李党生印象很深，这让他体会到科学编辑的真正价值所在。

同行评议并非能杜绝不公正现象。大多数情况下，同行评议时，作者的名字是公开的。这样一来，比起已有科学声誉的“大佬”科学家，事业刚起步的年轻科学家没有那么容易得到评审的信任，“该卖20块钱的东西就是卖不出去，要降价到10块才能卖得出去”。除此之外，形形色色的不公平现象还隐晦地存在着。

在李党生看来，科学编辑不是简单地联系专家进行同行评议，而是监督同行评议的过程。“最安全的做法是不管评价合不合理，只要一个评审说不行，你就不让（文章）通过。这对编辑来说是最简单的，但对作者来说可能有时是冤枉的。”李党生说。

“作者在评审中处于弱势，如果科学编辑对科学内容的把握非常精准到位的话，通过你的努力，能保护作者在这过程中的权益，好的东西不至于被埋没了。”李党生在Cell工作期间形成了这样的工作观，并将之带到《细胞研究》的编辑部，使其成为共识。

在中国的生命科学领域发展愈发加速的今天，中国生物学家的身影日益频繁地出现在是各大国际期刊中。李党生说，对于中国科学家而言，《细胞研究》已不仅仅是一本期刊，而是一个他们能够“说话”的重要话语权平台，好的科研成果能最大程度地展示出来。

在《细胞研究》工作11年，李党生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南京大学张辰宇教授与《细胞研究》之间的故事。

起初，张辰宇发现了一个颠覆常识的现象，但投稿国外知名刊物时遇阻，继而转投给《细胞研究》并顺利发表，成为《细胞研究》迄今发表的文章中单篇引用量最高的论文。

故事没有因此结束，张辰宇同一领域的另一项重要研究仍因为结果太过新意，最终被国外知名刊物退稿。《细胞研究》再一次成为张辰宇的选择。但曲折还在继续，这项研究起初因有国外学者无法重复而遭受争议。几经波折，这一实验最终被其他国外实验室所重复，相关文章发表在《细胞研究》。

“创新必然伴随着风险，试想如果连我们自己的期刊都不愿意承担适度的风险，那怎么能为我国科学家在最新的科研领域和国际同行竞争提供话语权的保障呢？”李党生在一次采访中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