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是战略设计。一个国家的生物技术发展需要有一个国家层面的战略规划与设计，也就是现在经常说的顶层设计，但是顶层设计需要在宏观思维上展开，也就是侧重战略的考虑和谋划，聚焦关键，突出重点，而不是面面俱到的布局和为今后设立具体项目的周全铺垫。首先是要明确我国生物技术在国际上的地位，也就是排名在什么位置。目前我国在创新型国家建设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对我国的科技创新能力的国际地位有比较深入和清晰的研究成果，但是对我国在生物技术在世界上的地位还没有一个比较系统的研究和定位。《科学美国人》对世界54个国家的生物技术发展实力进行过评价排名，麦肯锡研究院对中国和美国的包括生物技术在内的各个领域进行过比较，中国生物技术发展中心参与组织的生物技术领域技术预测也对我国与美国的生物技术发展程度进行过初步的比较研究，以上几个研究结果相差比较大。因此，我们需要组织开展一个深入系统的生物技术国际竞争力的评价研究，找出我国与先进国家的差距所在，并依此开展生物技术领域的战略设计，提出我国生物技术发展宏观指引。

第二是需求导向。我国生物技术自主创新能力不强、核心关键技术匮乏的缺陷仍然突出。如干细胞研究中，我国科学家虽然在证明iPS细胞的全能性、以小分子化合物诱导获得多能干细胞等方向走在了世界前列，但iPS细胞技术是由日本首创，其核心关键技术也基本由日、美掌控。因此，需要从关键需求出发，加强核心技术的攻关和自主创新，注重加强基础科学和前沿技术研究，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依托国家科技计划的实施，在重点领域超前部署，攻克一批具有全局性、带动性的关键共性技术，拥有一批自主知识产权。如，在干细胞与再生医学领域，重点突破干细胞多能性标记物发掘与临床级干细胞标准化生产技术，鼓励干细胞技术与组织工程技术交叉融合，促进再生医学发展；在生物农业领域，重点突破分子育种技术和生物农药、生物肥料等绿色农业生物产品的产业化技术，发展优质、高产、高效的农林新品种，促进绿色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在生物制造领域，重点突破合成生物学技术和生物化学工程技术，实现清洁、高效、可再生的工业生产方式；在生物环保领域，重点突破微生物二氧化碳固定技术、土壤重金属生物富集技术和生物降解技术等，为解决环境污染提供可靠技术手段。

第三是市场配置。通过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打通科技和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通道，发挥市场的配置作用，建立使市场真正成为决定技术创新项目和资源分配的机制，让企业真正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这方面也可以借鉴国外经验，引导和推动生物产业的集聚式发展。例如，目前我国将生物医药作为主要产业之一进行发展的国家级和省级园区有179家，对全国生物产业产值的贡献度超过30%，聚集效应已初步显现。因此，可进一步依托生物医药园区，加强孵化器和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扶持创新型中小企业发展，建立产学研联盟，促进科研机构、高校与企业间的人员流动，加强生物医药成果的孵化转化，推动区域经济和生物医药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第四是遵循规律。生物技术产品的研发投入大、周期长、风险高。国际上通常生物技术新药从研发开始到产品上市通常需要10年以上、投入10亿美元以上，产品上市后产生的效益持续时间长、获益高，这一类生物技术成果和产品的产生具有明显的滞后特征。对于生物技术的创新研发，在评价内容、评价方式上不应与其他类型的研发项目相同，应遵循生物技术发展规律，建立符合客观实际生物技术研发评价体系，针对生物技术研发时间周期较长、对关键技术依赖性强的特点，对再生医学、疫苗、抗体、生物化工等方向的一些重大技术产品研发进行长期稳定支持。应建立适合不同生物技术项目特点的评价体系，在研发项目的评估、验收等过程中，采用分类评价、双向评价、第三方评价和用户评价等，使研发项目的评价更加公正、科学和符合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

第五是用好人才。从我国生物技术与产业发展的需求来看，我国顶尖人才依然匮乏。以诺贝尔奖、拉斯克奖、沃尔夫奖、卡夫里奖等生物与医学领域最有影响力国际奖项的获奖情况来看，我国科学家仅有5人获得过以上奖项，因此，需要继续突出高端引领的方针，以生物技术和产业需求为导向，按照《国家中长期生物技术人才发展规划（2010-2020年）》，依托国家重大科技计划和人才工程，进一步加大海外杰出人才和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领军人才和优秀团队核心人才的引进力度，同时支持青年科学家入选各类人才计划。在深入实施该人才规划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引进来、留得住、用得好”的政策激励机制和支撑条件，为领军型和创新型高端人才的发展创造良好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