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很少有人知道，在我们的周围有一个似乎有些神秘的群体：他们中有的身体健康，却以身“试药”，换取每月数千甚至上万元的报酬；有的身患重病、经济拮据，为了多一份生的希望，从而成为新药试验的“小白鼠”。

“这是前两天入职体检抽血留下的针眼”，受试者杨雪（化名）非常紧张，害怕不被选中。毕竟，“5天5000元”的药物试验很有吸引力。

我国每年都有大量新药上市，几乎每天都有药物临床试验进行。这些药在动物身上试过毒性后，便开始在健康人身上测试安全性，之后在病人身上测试疗效。试药不仅给他们带来了收入来源，同样也给新药的研制做出了巨大贡献。试药的风险跟赔付保障缺失，让职业“试药人”面临着巨大的不安。

不说话的试药人

按照规定，受试者在参加药物试验之前应签署一份《知情同意书》，其中包括试验项目的内容、约定的各方责权利关系，以及药物试验的风险。

在业内，《知情同意书》被称为人权保障。尽管如此，很多受试者认为“知情同意书根本没用”。

“作为受试者，你提出的任何意见都可能被忽略，你只能按照负责临床试验医生的话去照做。”一位受试者告诉记者，“医生和中介喜欢不说话的试药人。”

另一方面，不少受试者对《知情同意书》的内容并不在乎，很多人甚至都没有多看，就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仿佛只是走个程序。

据报道，2011年，中国有800多种新药进行人体试验，涉及人群约50万人。打开QQ搜索试药兼职群，能出现上百个500人大群。群里不断有新人加入询问试药信息，也有人退出群聊，不再参加。

　　试药人：宁愿没有试过药

何金虎（化名）曾经也是“职业试药人”中的一员。想起试药经历，他说“如果重来，不会选择试药”。

何金虎掀起衣服，他展示小腹上细小的疤痕，那是2010年为了获取1万元受试费，注射抗肿瘤药物留下的印记。针管从他的小腹拔出十几秒后，肚皮突然像被几十根针同时扎着一般，刺痛感瞬间蔓延至全身。刚打完药，何金虎就出现了强烈的药物反应，口渴、心慌、头痛。在抢救治疗中，医生不断给他做心电图，总是心律不齐。

“我自己都受了这么大的罪，你让我怎么相信干这个能去救别人？”何金虎退出了试验，想找医院赔偿又觉得麻烦。也想过打官司，却发现请律师也要一笔费用。何金虎没有钱，这件事就不了了之。此后，何金虎再去做药物临床试验筛选，都因心律不齐不能通过体检。

试药人受控中介 调包尿液通过体检

“北京XX医院招募试验，男，体检时间：12月9日。药物XX，点滴，连续四天，费用5600元，另补助1000元。”类似的试药招募信息，每天都在各种群里传播。

在一种新药进入市场过程中，会有几个关键的环节构成一个完整的利益链条。那就是从医药企业——临床试验代理机构——试验基地（医院）。

在这条“利益链”中，一些招募“中介”为了推动试验尽快进行拿到招募费，出现种种违规违法行为。他们瓜分了北京大部分药物临床试验机构，有些中介虽自称招募公司，实际上却是没有办公地的空壳公司。从业人员也良莠不齐，默许或者主动帮受试者作假。

在试药这个灰色链条中，受试者、中介、药厂，每一环“都可能是造假者”。

据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官网今年3月公布的相关数据显示，去年7月以来，因临床试验数据不真实、不完整等问题，国家食药监总局不予批准的、药企自查申请撤回的药品注册申请高达1184个，占要求自查核查的1622个药物临床试验总数的73%。若扣除165个免临床项目，这个比例则高达81%。

　　“药头儿”垄断试药招募

在试药这条“利益链”中，作为中间环节的“临床试验代理机构”往往出于利益的考虑，为了推动试验尽快进行，拿到招募费，常使用违规手段。

记者受聘的竞峰医药公司主要为北京三家大型医院的试验项目招募受试者。这家活跃于各大医院的中介公司，背后的老板实则是临床试药研究机构工作人员。

“竞峰医药”没有固定办公场所，固定员工只有两人，位于昌平镇西关路5号注册地，也是查无此公司。每项药物临床试验有几人报名、谁参加了体检、几人入组了、还差几个，都需要向老板李晓峰汇报。

10年前，李晓峰也曾是受试者，在北京某医院临床药理研究所试验期间主动维持秩序，被所长看中，逐渐接触招募工作。到了2010年，他成为药理所的一名员工，负责所里药物临床试验的数据记录。

2015年，竞峰医药公司成立，李晓峰一边在试验机构从业，一边利用“竞峰医药”进行招募试药人。招募当中，李晓峰没有用真名，因为干私活被发现，他已经被扣了两次钱。

除了自己联系药厂、医院合作，有些医院还会主动找李晓峰帮忙招募。李晓峰称，每招募成功一例健康人参与试验，“竞峰医药”可以拿到500元招募费。11月份，李晓峰让员工在税务局开具的发票显示，他为某三甲医院招募费用为16800元，另外两张与药厂合作的招募费用分别是84000元、77533元。但他拒绝透露任何招募合作细节。

除了竞峰医药，活跃在北京的试药招募中介还有优效（北京）医学研究有限公司、北京鹏诚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康百合受试者招募公司等，后两者在工商网站上无从查询。

在试药群里，经常能看到这几家中介为北京至少7家大医院的Ⅰ期临床试验项目招募受试者，像李晓峰这样的招募组织者，在试验圈内被称为“药头儿”。

每个“药头儿”都有主要合作的医院，也偶尔为其他医院招募。此外，“药头儿”还发展了下线，这些下线与不同的招募负责人合作，发布各个医院的临床试验信息，根据招募难易程度，抽取相应提成。

事实上，并不是每个有实力的“药头儿”都有公司。为地坛医院招募的冯姐，受试者均称不知道她是哪家公司，有了解情况的受试者称“冯姐的合伙人认识北京很多药厂”。

为了让受试者成功通过体检，每位招募人都使出了浑身解数。因为受试者成功完成试验，他们才能拿到招募费。

在北京一三甲医院，招募人冯姐除了要求杨雪帮他人留尿，自己还亲自上阵，替另一位受试者留尿。这样的操作并非冯姐首创。12月6日，在航天中心医院，北京鹏诚医药的一位招募人杜队，为一个来例假的女生支招，“如果担心尿检不过，可以找其他人帮忙留尿”。

更有甚者，受试者连知情同意书都可以不签，直接参与体检。12月7日，在北京某大医院的体检现场，招募人平姐嘱咐四位晚到一天的受试者，“先体检再签知情同意书，千万不能让主任知道”。

“来都来了，再问问试试”，11月份在某三甲医院，面对一位持假身份证来体检的受试者，招募人帮他问了几遍医生能不能通融。受试者是不是用自己的身份证，招募人小林（化名）并不在意，他还嘱咐一个女孩：“如果医生质疑，你死咬着身份证就是你自己的。”

药企利益最大化之下的数据造假

医药企业处于这条利益链的顶端，他们要追寻的利益也是最大化。

临床试验的人为操作直接导致了数据造假的可能性。2015年7月22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决定对部分已申报生产或进口的待审药品注册申请开展药物临床试验数据核查。

据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官网上公布的相关数据显示，因临床试验数据不真实、不完整等问题，国家食药监总局不予批准的、药企自查申请撤回的药品注册申请高达1184个，占上述要求自查核查的1622个药物临床试验总数的73%。若扣除165个免临床项目，这个比例则高达81%。核查当中，五家三甲医院涉临床试验造假被立案调查。

对此，药企内部人士都称，“这组数据简直是触目惊心”。

临床试验数据不完整、原始记录缺失等问题是这些医院被调查的原因，严打之下，有药厂选择重新做试验。

11月初，在北京某三甲医院进行的一种糖尿病用药试验，就属于这种情况。事实上，这款药已经上市。

早在10月份，李晓峰就在网上为这项I期临床试验招募健康受试者。11月2日，受试者杨雪前去医院体检，通过后住院5天，两个周期30个采血点。直到结束时，杨雪都不知道这款药已经上市。重做试验期间，记者依然可以在网上买到该药企生产的这种药。

对于补数据的情况，李晓峰认为，这相当于“原来的作业写好了，没保存好，缺页了”。但知情人称，数据丢失一般不可能，除非是作假怕被查出，只得重新做试验。业内人士表示，上市后的药再做试验，可能是被举报，属于“有因检查”。

据药企知情人介绍，医院之所以愿意做临床试验，一方面是研究费用可观，另一方面医生可作为研究成果发表论文。此前有媒体报道，在一次试验中，受试者周飞（化名）发现药厂给每个受试者的费用超过3万元，但医生让他们签的知情同意书上的报酬是2500元。这意味着中间的差价被医院和中介盘剥掉了。

李晓峰称，有医院的一期临床试验科，经常进行药厂委托的试验，“是最创收的科室。”根据试验的病例数、检验费、化验费等成本，一个项目中，药厂需要付给医院上百万元。这种说法也得到一位药厂业内人士证实，他称，一项为期两个月的Ⅰ期临床试验，费用高达两三百万。至于医院给受试者的费用，药厂并不过问。

但出现数据造假，不可能是单方的问题。临床试验非常漫长，从药物研发到上市，往往需要3-5年甚至10-20年，费用更是从几百万到上亿不等。知情人透露，药厂为了缩短流程，尽快上市，或者夸大疗效，可能会伙同医生或者CRO公司造假。

而作为临床药物试验利益链最末端的受试者，往往无法有效保障自身利益。在《知情同意书》中，对于药物引起的伤害补偿，表述一般都称“将赔付合理治疗伤害的医疗费用及适当的补偿费用”。“这样写是为了模糊赔偿金额”，知情人称，“很少听说过药厂给受试者买保险”。

12月7日，受试者陈霞（化名）参加北京某大医院的试验筛选，一位医生要求在“知情过程记录”日期栏填上12月6日后，跟她讲解试验内容，陈霞才了解自己要试的是治疗乳腺癌的药，药物需要注射。

陈霞有些晕针，对于试验可能会造成皮肤出红疹也担忧不已，但想想“血都抽了”，陈霞不想放弃。